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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

2017-5-22 17:04| 查看: 633| 评论: 0 |来自: 新京报书评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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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郭建龙

版本:鹭江出版社

2017年4月

   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,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,上至秦汉,下至晚清,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,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,力图从田赋制度、货币制度、官营经济三方面,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。

    以故事的方式诠释中国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,拨开两千余年帝国制度的迷雾,把握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络。涉及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、金融垄断,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,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*革,唐代土地国有制和宋代金融改*革,以及元明清时期的财政政策等,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结尾。其实,总结历代财政治理经验,也是为了观照当下中国经济之改*革,为转型中国提供历史资源。(本期推荐人/徐学勤)

本书作者

郭建龙

   独立作家,曾任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记者。出版作品有:小说《告别香巴拉》;文化游“亚洲三部曲”,《印度,漂浮的次大陆》《三千佛塔烟云下》《骑车去元朝》;人物传记《一以贯之》;商业传记《势在人为》;历史游记《穿越百年中东》。

精彩书摘

   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,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。

   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,却没有看到,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,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。

   在汉代,一场战争的花费,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,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。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,为此,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,从卖官鬻爵,到发行减值货币,再到加强商业税等,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。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,是垄断自然资源、开办国有企业。为此,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。

   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,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,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。

   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,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:中央政府要维稳,就必须多收税;要多收税,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,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;经济发展停滞后,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,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。

   汉   武帝元光二年(公元前133年)六月,一场发生在马邑(今山西朔州)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。

   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,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,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。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,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,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,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,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。

   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,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。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,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。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,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

   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。

   公元前202年,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,刘邦脱颖而出,结束了中原的分裂,建立了汉帝国。

   刘邦统一中原后,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。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,刘邦在白登山(位于山西大同附近)被匈奴团团围困,差点儿成了俘虏。从此以后,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,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,避免战争。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,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,由皇帝认作干女儿,嫁给匈奴。

   然而,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,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。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,“是和是战”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。

   到了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,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,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,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。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,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,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。

   王恢的籍贯是燕地,即现在的北京、河北一带,与蛮族接壤。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,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,是个坚定的主战派。他认为,匈奴单于喜新厌旧,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,制造新的麻烦,所以不如拒绝和亲,准备打仗。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,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,如果要打仗,需要花费很大力气,即便打胜了,也没有太多的好处,得不偿失,不如继续和亲政策。

   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,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,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,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。而大行令(最早称典客,景帝时改称大行令,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)属于九卿之一,比御史大夫地位低,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,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。

   一个是三公,一个是直管官员,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,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。

   这一次,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,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。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。

  到了第二年春天,一位生活在马邑,叫作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。他认为,匈奴刚刚和亲,对汉朝警惕性降低,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好时机。

   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。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,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。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。他说,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,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,但匈奴态度傲慢,屡屡犯边,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,请大家讨论可否。

   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。双方唇枪舌剑,你来我往,《汉书》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,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,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。

   根据聂壹的计谋,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,获得信任后,向单于建议: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,将匈奴放入城中,夺取城池。

   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,把他放回马邑。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,挂在城外,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,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。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。

   与此同时,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(《史记》记载是二十多万),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,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,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,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,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(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)统领。

   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,一旦单于到来,就由王恢、李息、李广等人击其辎重,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。

   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,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,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,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。

   然而,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。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,发现了不好的兆头。

   首先,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,而是以劫掠为主。在进军的路上,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,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。他们发现,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,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。

   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,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。此时,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,他被匈奴抓住,供出了汉军的计策。单于大呼上当,引军撤退。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,连忙追了上来,但由于距离遥远,没有追上,只得撤离。

   唯独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。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。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,却得到消息:匈奴主力已经回撤,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。经过再三考虑,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,于是率军撤退了。

   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。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,消耗了大量的粮草,汉武帝大怒,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。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。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,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,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。在军法上,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。

   王恢则辩解说,他的人马太少,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,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。不过,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,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。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,就找太后去说情: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,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。

   但武帝不为所动,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。出于面子考虑,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,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,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。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。马邑之役落幕。

 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,而且由于错失时机,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,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?

   原因在于: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。此后,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,不指望和平,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,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。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。匈奴人口少,战争消耗大,内部也产生了分裂,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;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,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。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,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,另辟财源。于是,一整套国家垄断、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,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,直到今天仍然存在。

   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,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,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。至今,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。(摘自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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